2.55

　　表演藝術家黃宗英，曾給《北京青年報》副刊編輯室主任陳徒手打電話，說：“馮亦代（著名翻譯家，黃宗英的丈夫）看了你的書，看哭了。書中說到的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，但是你說的這些事他網路行銷不知道，所以哭了。”
　　高高瘦瘦的陳徒手，戴著一副深度眼鏡，借錢有股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質，給人以深刻印象。
　　或許正是這種純正的知識分子身份的認同感，促使這位讀書人，從2002年開始，耗費10餘年時間，日復一日地在北京各大檔案館坐“冷板凳”，一行行地抄錄，並負債整合將幾十萬零散的文字，編織成11位大學教授在1949年後接受“思想改造”的過程。
　　這借款就是他這次的獲獎新書《故國人民有所思：1949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》。
　　與關鍵字記者面對面時，陳徒手用一句“離真理更近一點”，來形容他寫書的動力。他說，在寫作中，他要時刻直面特殊時代知識分子的創傷及其後遺症。到今天，一覺醒來想起，依舊痛楚無比。
　　檔案館里
　　翻出的往事
　　記者（以下簡稱記）：您在《故國人民有所思》中引用的各類資料，比如，1953年高校黨委統戰部《各校上層統戰工作情況》，借閱過程順利嗎？
　　陳徒手（以下簡稱陳）：查檔案的手續還是較為簡單，只要頭一次辦好，以後就可以經常光臨。《故國人民有所思》可以說是完全依據檔案所寫，沒有引用任何已經出版的著作的內容。這就使這本書保持了史料的原創性和新鮮感。
　　所幸，如今檔案館服務水平比過去高，工作人員為我提供了諸多方便。
　　即便如此，查閱時還是大海撈針，每次抄錄量要根據所看的適用資料多少，最多時一天能抄錄一萬三四千字。
　　尤其是到北京人藝檔案館抄檔案，花費了三四天。感謝人藝幾代辦公室人員的精心和認真，他們整理的劇目檔案非常完整，層次清晰，打開一捲捲文件，似乎又重新回到當年的排練場，看到排戲的苦澀和愁悶，讓人想到老舍先生寫作的艱辛和不易。
　　記：在與這些知識分子進行心靈溝通時，誰令您的心靈觸動最大？
　　陳：我用了較多的篇幅（近16000字）來寫當時北大化學系教授傅鷹，把他當做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典型標本來行文入筆。
　　作為中央欽定的“中右標兵”，傅鷹被迫寫了《向真理投降》一文，整篇文章充斥過多的自污語氣，全盤否定自己以往的思想行為，其污頭毀面的政治效果對知識界衝擊頗大。
　　在1958年“雙反運動”中，同樣“思想反動”的其他教授被動員起來揭發，傅鷹疲於應付，無從解釋，只能順從地接受指責。在科研工作中，因不獲信任，而被屢屢地排擠出工作議程，他主持的教研室曾被撤銷，得力助手被強行調走，找個藉口就不讓參加低年級授課……
　　記：書中寫到的十一位教授，有九位是北大教授。這是為什麼呢？
　　陳：主要是北大作為全國重點高校，雲集具有廣泛影響的大牌教授，黨委領導運動的鬥爭經驗一向領先全國並得以推廣。集中寫好北大政治運動生態，就可以剖析整個高校的運動橫斷面，具備典型的標本意義。再者北大的材料比較完備，他們上報文件的系統較為發達，歷次運動無一遺漏，上面指定收集的重點對象材料更為系統，曼延幾十年。
　　反思
　　以及遲到的緬懷
　　記：北大哲學系“二馮教授”——馮友蘭和馮定在書中所占篇幅很大。
　　答：北大哲學系一向是政治風雨的晴雨表，被認定是與資產階級交鋒的最前沿陣地。
　　在新時代的潮流中，馮友蘭這樣的舊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無力的處境，只能頭腦簡單地隨波逐流，放棄抵抗，欲迎欲合，以求得安身立命顧家的生存條件。
　　馮友蘭對鬥爭有一種本能的恐慌心理，面對責難很容易就繳械認輸，這是他化繁為簡、不願過多搭理的做人之道。
　　而作為紅色哲學家，馮定本可以超脫是非之外，但他的溫和型人生哲學根本不為好鬥、激進的北京哲學圈所包容，他講究寬厚做人、少見怒吼狀的哲學主張，自然就成為攻擊的靶子。
　　他被當作“棋子”為鬥爭雙方冷酷地使用，這一點比馮友蘭的遭遇會更加讓人心悸和不可思議。
　　記：熱情擁抱社會的老舍，為什麼最終走上絕路？
　　陳：1949年後老舍先生絕對是寫作勞模，光話劇就寫了二三十個（包括夭折的初稿），作品之多，在老一輩作家中堪稱佼佼者。之所以挑選老舍與人藝的角度來寫，就是看出老舍的創作勤奮與寫作悲涼，這是以前沒人描述過的。
　　隨著政治運動的變遷，《茶館》被反覆折騰改稿，隨意加入“紅線”，破壞原有的話劇格局，有的場景到最後面目全非。老舍只能一言不發，默默承受。
　　就是這麼一個緊跟時代涌動的老作家，懷著一顆赤誠之心，時時想使勁跟上時勢的脈動，寫了一大堆迎合“熱點”的劇目，譬如青年建築隊事跡、大躍進大煉鋼鐵、辦食堂等。這些劇目只是一時之需，很快就成為永遠無法上演的廢品。
　　“文革“讓所有的人性罪惡有了集中爆發的機會，老舍迎來毫無人性的摧殘和鞭打。
　　他無法走出自己的思想困境，所有積累下來的思想疙瘩都凝結成死亡的硬塊，他的死是不情願的。我寫老舍先生，是一種遲到的緬懷。
　　記：寫完此書，您覺得當時的知識分子丟失了什麼？
　　答：知識分子丟失最多的，是自尊和正常生存能力。這不怪他們，是時代造就的。他們逐漸丟失了高貴的架子，人人都有充當“臟手”的可能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過去的創傷，是一種隱痛，驚醒現實）